高原走了。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杂乱无章的诗稿，和一把破旧的吉它。

我和朋友们偶尔还会再去他家——为了去看看他眷恋过的家；也为了给他残疾的妈妈送一些

东西。漆黑的小屋里，只有高原的老妈妈的团坐在土坑上。老人常以肘撑着窗台，透过一小
片模糊不清的玻璃往窗外拱形的；只剩了门板的“门”的方向望着。是在盼着儿子又兴冲冲
的回来叫妈呢？还是在等小女儿放学归来。我不敢问。也不敢细想。残破的墙皮上还留着铅笔写的“我不敢开口”。是高原写的。每次去我都要看看这五个字。只看一眼。只要这五个字还在我就有一种安慰。我得到了安慰总是第一个走出来。从来都不向老太太道别。我害怕走的时候老太太那忧郁的要挽留，欲言又止的眼光。老人那双失神的眼睛已经流不出泪了。可是每每我们告别，老人总要揉揉那双几近失明的双眼。一个个拉着手，一次次嘱咐“还来啊！”。

高原写了新诗总是第一个来找我。我一边看他的诗；一边听着他告诉我，他的诗是怎样写出来的。我会抖胆指出他的毛病。他总是受宠若惊地接受我的意见。当然少不了要吹捧我一番。有时我更乐意做这帮人的文学主宰。我们会聚在一起，有感情的朗涌自己或别人的诗歌作品。结果往往会因某人的普通话不标准而使整个屋子里的人哄堂大笑。在这种情况下高原只会微笑着等待朗诵者的继续。

一个春天的午后。高原一返常态地大声吆喝我的名字。我应声跑出来。见他呼呼地喘气。额头上渗着汗珠。一定是跑着来的。“看”――他喊了一声。然后高高地举起了一把木吉它，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几年来他一直借别人的书和吉它弹唱。这把六弦琴是他真正拥有的自己的琴。

是一位远在矿区的表哥送他的琴。虽然旧了一点，可弦居然很准。手指轻轻一拔，吉它就唱出很美的声音来。于是这琴就成了高原的命根子。借来了弹唱的乐谱，很快就投入地学起来。
这一年的夏天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几个人散步在街上。幽暗的路灯下时时会响起高原的琴声。我们唱着心里要唱的歌。琴声、歌声、笑声一齐在小城里回荡着。

他于是会满怀柔情地唱情歌。一大帮男孩子们在一起高唱着老掉牙的曲子。很是惹人的眼光的。不时有路过的女孩抛来媚眼。高原的嗓子里马上就发出颤音来。于是崔健的《花房姑娘》、黑豹的《怕你为自己流泪》。都被他唱的乌七八糟了。但媚眼还是不断地抛过来。把个二十多岁的男孩搞的很是不安。他的腼腆只有在这时才会发挥到极至。

最后一次见高原，是他走的前一天傍晚。秋雨细细地滴着。我以为他带着琴来是要陪我打发时间的。高兴极了，冲了咖啡，将爸爸的好烟偷来一盒。和他高高兴兴地谈唱起来。先是谈文艺。他又写了一篇短文，行云流水。我看了很是享受，正要打电话把朋友们都召来。他却做了制止的手势。

“我要走了”。他谈谈地说。吸了一口烟却不将烟雾吐出来。亦是沉默；亦是暗自压抑了一些心事。

我呆滞了一双眼，看着他写的东西。脑子里觉得空旷。又像是塞满了橡胶。

我们就在沉默中交流。我不敢，问他走的理由。也想不出留住他的理由。他有着只他独具的一股子傲气。他决定要做的事是谁都无法改变的。而他所做的绝对都是对的。

“要去哪？”我问，却又不希望他能有准确的回答。如果他还没有决定。就证明他短期内还不会走。但就他的性格而言，他没有确定的事。他是从来不会提及的。

“去呼市，明天就走，早上。”果然，我得到的是他简单不容改变的答案。

接着又是深深的沉默。两个人像一对要分手的情人。一种由衷地要流泪的感觉。但又都是二十几岁的男人了。谁愿意为这样的事先哭呢？再次又不是古代的壮士上刑场。走了就回不来了。

我笑了，却近似冷笑。这样的场景谁都会笑得很牵强。拿出他最爱听的窦唯专辑CD。给他放《怕你为自己流泪》。

多想他再怀抱吉它高亢地再唱一曲。可他没有。两个人静静地听了一次。

曲终人散。

临走他将琴交给我：“替我保管，我回来时再弹。”我接过琴像是接过了远古时代的一种圣物。虔诚地将它抱在怀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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